一、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全球化就马不停蹄地进行。很难想象美国 — 一个一群贵族清教徒凭空创立的国家，会在创立不到两百年后独领风骚，并在冷战胜利后彻底奠定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外交靠的却是全球其他任何国家人民无法理喻的利他主义。

「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威胁，以保存自由体制。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存在自由体制下的国家圈，因为我们的想象是，有朝一日，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与精力，都得以在繁盛的民主世界中充分表达，人人合作，和平生活。」

在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所说的这段话便概括了美国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很奇怪的是，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居然能说出在外人看来如此虚伪甚至天真的言论。不论是欧亚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若有说出此番言论的领导人必然会被认为不是合格的领导者。但克林顿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此番思想的人。

如肯尼迪在就职演讲说：

「我要让每一个国家，无论他们对我们抱着善意还是敌意，我们将付出所有代价、担负所有责任、面对所有艰难、支持所有朋友，对抗所有敌人，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成功。」

这些外交思想都是威尔逊主义的延伸。在威尔逊看来，美国不是要撤出世界舞台，而是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威尔逊也在国内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同时美国的使命便是将这些价值观发扬光大：

「我们缔造这个国家是为了使世人获得自由，这个观念与目的并不限于美国，现在我们便是要解放世人。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将失去声誉，实力也会消散。」

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必然不被其他国家说理解，这也难怪，美国建国以来盘踞西半球，与旧大陆间有着两大洋的阻隔，而美洲大陆完全没有一国拥有足以匹敌美国的实力，自然不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到。如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史上最欧派作风的总统的老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于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离不了军事的基本历史法则。然而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即使在后期的尼克松期间有点复苏的势头却无济于事。

长期的和平使得美国人民认为和平便是常态，他们相信美式民主便是人类制度的最终形态，且美式民主必然可带来和平。即使西进运动这类侵略印第安人领土的行为在美国看来也是问心无愧，这只是美国价值观的延伸。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下，美国得以远离旧大陆的战火，传播民主思想却不予资助，仅仅拥护自身的发展，颇有种「韬光养晦」的意思。

有趣的是基辛格选择在第二章就写下威尔逊与老罗斯福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也为后期的解说做下铺垫。

二、

与美洲大陆形成对比的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在那块面积比同期中国（清国）还小的土地上，数十个国家每个都有着难以言表的血泪史。英法奥俄德（普）在三十年战争后通过均势思想此消彼长地发展。法兰西在黎塞留的带领下横空出世，但也在拿破仑的滑铁卢后陷入无法避免的衰亡，并将重心由扩张转化为防止东边国家的侵略。欧洲也在梅特涅体系的保护下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但日耳曼人也在俾斯麦的带领下统一并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英国则始终不愿干预欧洲局势，只有在均势遭到破坏时才会不情愿地插手。

与中西欧国家不同，俄国在二战后也崛起成为了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但其本质的不安全感却一直不变。美国外交家乔治 · 凯南曾总结俄罗斯人：

「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却又加上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相当古旧，在心里基础上脆弱与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但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在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

一战后美国在威尔逊的带领下登上世界舞台，欧洲人却发现起源于其文化的美国人与自身的思想如此格格不入。欧洲人相信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争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这也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思想颇为类似。即使美国在美洲大陆丰富的资源及工业化的加持下早已超越互相消耗的欧洲诸国成为世界最强国，但美国也不愿依靠其强大的国力迫使欧洲诸国接受其难以捉摸又极易理解的价值观，于是在思想的碰撞下一战结束的谈判结果居然是签下了助长战败国德国获得更大地缘政治优势的《凡尔赛和约》，这又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史特瑞斯曼的和平复兴德意志计划没有完成，几十年后纳粹的崛起打碎了和平的美梦。

三、

基辛格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诉说了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的世界外交事件。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以及奠定冷战结束的里根，斯大林、赫鲁晓夫、丘吉尔、阿登纳、戴高乐等苏英德法领导人之间的各种交流、冲突、矛盾、和解是如何诠释出谈判的艺术。谈判的双方甚至多方间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情又是与谈判桌上最后的结果有多大关系。即使舆论痛斥的斯大林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依然比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更容易接触，甚至被基辛格评价其继承了黎塞留主教的衣钵。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匈牙利事件、柏林危机、越战无不诉说着威尔逊主义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人熟悉的朝鲜战争（这在基辛格的《论中国》中有更深入的描述）也并非如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美国是害怕战争牵扯到苏联最后爆发核战争。但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中美都得到了可接受的结果，反而是苏联前期的煽动及后期的不作为使其成为最大输家。苏伊士运河危机也使得英国彻底失去了威望，使得美国真正确定了西方世界霸主的地位。匈牙利事件苏联虽通过镇压获得了短暂的稳定，但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打下了基础。柏林危机原本苏联稍加耐心便可取得优势，最后仅仅是修筑了一道柏林墙而告终。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若有假设后面的一切都将重写。对美国二战后影响最大的当属越战。这也是美国为其坚守威尔逊主义付出的最为惨重的代价。基辛格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写了越战中美国的纠结与尴尬的处境。进退不舍再加上国内反战声浪巨大迫使总统们必须做出许多艰难的抉择。一切谈判扩军撤军都需要及其复杂的规划，并非如普罗大众所料想的简单的两面性问题。越战的失败也使得数万美国子弟兵葬身海外，以及老兵们的心理问题。但回过头来，这也使得苏联进一步加速扩张，加快了冷战结束。

美国介入越战，冀望制止她所认为的幕后指使的共产党阴谋的野心，但是失败了。从美国的失败中，莫斯科的出了一项结论；这项结论认为历史的相对力量已变得对它有利，使得主张骨牌理论人士为之大骇……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地缘政治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有局限性。事实上，由于欠缺弹性，苏联的过度扩张，不是产生美国遇到的异化作用，而是土崩瓦解。

美国受益于威尔逊主义，又因威尔逊主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美国强烈反对各国拥有殖民地，但自身也曾占据菲律宾（在二战后美国也放弃了占有菲律宾改为设立海外军事基地）。美国人自始至终奉行孤立主义（即使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依旧如此），但又在世界各地大建军事基地。美国是一个看似很矛盾的国家，但细细一想却处处存在合理性。很难现象强大如美国这般的国家在二战中如美国英雄般横空出世，拯救世界于水火中；又在二战后在西欧执行马歇尔计划，国力强盛的程度超越历史任何国家，却在中南半岛栽了跟头。越战使美国陷入泥潭中，美国人普遍的绝望使得 60 年代人们喊出「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于是尼克松上台，将威尔逊主义稍往回拨，向传统欧派外交靠近，将美国从越战中拯救出来。当一国政策即使在一条其认为正确的路上一路走到底，若不出现一个人将其稍稍往回拨，便会使得国家陷入困境而无法脱身。即使知道这些问题是时间能解决的也不可原地踏步。

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他或许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与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覆灭，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藉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

中美在很多方面有极其类似的局面。在两国历史上其国力对于可预见的威胁势力都无可撼动。在古时，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是这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国始终认为与他国来往皆无必要，而是他国有求于吾国。直到乾隆皇帝时期强如英国使者来访亦将其认作「英夷」。然而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期间的百年屈辱史使得中国人对其传统外交的看法完全改变。这百年的打击如此巨大使得曾经高傲的中华民族变得处处争取「利益」。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外交的看法亦可浓缩为前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那句「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即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利益具体为何物），或者不知出处的「弱国无外交，强权即真理」。这些浓缩为近乎口号的外交名言都有其局限性。弱国若真无外交，如何解释冷战后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世界地缘政治局势最复杂的地方居然是朝鲜半岛，北朝鲜这个几乎大家都公认的弱国将中美近乎玩弄于股掌间。又如何解释对利益斤斤计较的苏联最终走向崩溃解体，而奠定冷战大局的竟然是狂热的威尔逊主义追随者的里根。

四、

有趣的是，作为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移民的基辛格即使对传统欧派外交极其追捧，却丝毫不掩饰对小罗斯福和里根这两位威尔逊主义信徒的敬佩。小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在内政上带领美国走出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大萧条，在外交上带领同盟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靠的也是其近乎偏执的治国方略。传统上在战争中，若自己的联盟已可见优势，便可开启战后安排的谈判，在外部仍有威胁的情况下各国才可做出较为合理的妥协。若在外部威胁已然消失的时候再开启谈判，各国便会大肆提高其停战筹码，使得谈判陷入僵局。丘吉尔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此早已邀请斯大林和罗斯福开启战后事项的谈判。但罗斯福拒绝这项主张。罗斯福对于欧洲传统作风用极度贬抑的口吻批判：

「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去确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

在中国人看来，若不说明出处，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天真的未经现实洗涤的小孩说出来的话，但这便是威尔逊主义的延伸。罗斯福坚信各民族都有自决的能力，也应有自决的权利。这种天真的看法在当时看来使得美国丧失了谈判的筹码，但这也是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原因。

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

历史便是如此看似不符合直觉却又符合我们从小所熟知的真理。那便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似无法理解的现象却真实的发生。这也便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另一位总统里根若国人看来则更是固执。里根在上台后便以最强硬的方式对待苏联。在当时看来，里根是一个演员出身，对历史对外交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不能阻止他称为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对苏联进行最严厉的制裁，资助世界各国反对共产主义，星球大战计划都显示出其对苏联强硬的手段。但他心里也明白，核武器是最大的禁忌，因此他也极力避免使用核武，所有看似大胆的举措却也心细。但美国在冷战的胜利并不可单单归功于里根。

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它是美国两党四十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七十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汇合的结果，早了十年，他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中。以意识形态上的强悍号召美国民众支持，再加上外交上的弹性作为，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

治国并非易事，并非几句喊口号便可完成的事情。领导人的责任极其重大，而美国从建国以来直到今天也没有犯下足以毁灭它的严重错误。这也是美国政治体制伟大的体现。虽然直到今天只有两百多年历史（还不及唐朝的一半），但在全球化发展到如此地步的今天，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领导的地位，其体制功不可没。

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若将民众的经验奉为圭臬，固可换得一时的民心，却不免要遭后世的唾骂，因为他牺牲了后世子孙的利益。领导者若太走在时代的前端，则很难获得民意的认同。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是个教育家，在个人的远景与民众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桥梁。但他也必须忍受高处不胜寒，以带领社会遵循他所选定的方向前进。

但决策者即便高瞻远瞩也并非全无错误。里根为了将苏联赶出中东，也资助了当地的原教旨主义者，间接导致了 21 世纪至今的恐怖主义盛行。但若将此把里根打倒也不合理。中国古代隋炀帝大修京杭大运河使得民众民不聊生，但京杭大运河直到今天也为南北连接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决策者需要做的便是相信自身的判断，在历史的长河中顺应历史的潮流，做出符合国家的实力的最佳判断。隋炀帝失败了，里根的决策虽然极其危险，但最后他成功了。

五、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不像很多人认为的战争风险减小了，少了苏联的制衡美国虽然成为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第三世界的崛起使得全球版图似乎变成了一个放大版的 19 世纪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崛起使得战争的风险并非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冷战的结束将这些全部暴露出来。基辛格在最后一章对冷战后的世界做出乐观的判断，多国具有核威慑的情况下战争很难打响。反倒是局部世界冲突不断，但世界大战的风险有限。目前看来基辛格的预测都实现了，但在后特朗普时代我们能继续那么乐观吗？